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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株连式拆迁”使公权沦为政绩工具

发布时间: 2013-10-29 16:17

  27日、29日,《新京报》连续报道了两则“株连式拆迁”新闻。

  其一发生在长沙天心区:一小学高级教师被调到“拆迁指挥部”劝婆婆拆迁,接到调职后,不惜假离婚来“抗令”。

  其二发生在福建闽侯县:该县县委组织部向该县教育局下发通知,抽调两名教师(夫妻关系)去协助拆迁,拆迁对象是女方父母的房子。妻子因拆迁已被学校停课50天,至今仍未恢复上课,而夫妻二人离婚才保住了丈夫的工作。

  两则新闻对比参看,让人仿佛穿越到三十多年前。“服从组织还是服从亲情”、“保住家庭还是保住身份”的问题,是文革语境下才需要面临的抉择;被迫离散家庭来消化组织压力、避免政治打击,也是文革中特有的世相。公权滥用、法律陪绑的现象在今天的基层治理中并不少见,但要论对文革精神的继承、对文革手法的娴熟运用,这两个小地方的“小事例”则堪称代表。

  “株连式拆迁”并不是一个新词汇,只是常变常新,最早关于“株连式拆迁”的新闻可以追溯到十年前。当年,湖南县城嘉禾“首创”了这种立竿见影的拆迁方式,要求一百多位体制内职工在“做通拆迁工作”和放弃现职之间做出选择,并下文规定“对纵容、默许亲属拒不拆迁、寻衅滋事、阻挠工作的,将开除或下放到边远地区工作”。这桩丑闻不但给基层治理留下恶例,也给新闻界留下丰富的“素材”,那句霸气外漏的“谁影响嘉禾一阵子,我就影响他一辈子”,至今仍被引以为公共管理的失败案例。

  十年过去了,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赶超日本,基层治理却仍在沿袭这种恶劣的思路。嘉禾经验到处开花、“株连式拆迁”开始形成社会现象,长沙天心和福建闽侯一事只不过是被媒体揪出的最新代表。这背后体现出了一种令人忧虑的价值次序和地方治理逻辑:公权为政绩服务、法律则为公权服务。

  在政绩面前,公权沦为手段。在长沙天心和福建闽侯,教育部门可以直接为拆迁部门服务,公职人员可以视拆迁情况随意调动,政府可以发出公文为拆迁“背书”。为了获得经济社会发展的“显性成果”,公权力可以被最大化地使用,既无外部边界,也无内部制衡,让人惊讶的不是它被滥用,而是它被滥用得如此廉价、如此随便。

  在公权面前,法律沦为工具。即便有《教师法》《物权法》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白纸黑字的规定,甚至有中央纪委、监察部下发重点查处“‘株连’等方式强制征地拆迁行为”的通知,都挡不住地方以身试法。法律对他们而言不过一杆枪,有用时乱放,无益时雪藏,有助于治理目标的部分会被强调、滥用,有碍地方政绩的部分则会被漠视、践踏。

  与今天登上热闻榜的另外一则“贵阳拆迁”的新闻相比,“株连式拆迁”显得更有“政治智慧”。相比起贵阳“100多名城管拆除某村违章建筑”,“遇到1000多名村民对抗”、“有人被雨点般的砖头砸到”的激烈程度和“能见度”,“株连式拆迁”显得“和谐”又波澜不兴,却有着与前者一样的滥用公权、践踏民权的性质。在暴力拆迁成为过街老鼠的情况下,未来,这种“润物无声”的软暴力更该引起警觉。

稿源: 光明网

作者: 光明网评论员 编辑: 舒红 [发表评论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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